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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记忆从远古走来

发布时间:2021/12/16 17:36:54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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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记忆

历史文献纪录片

从远古走来

(上集)

(一)

地域文明和华夏文明、人类文明一样,总是充满了神秘色彩。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什么?我们走过了怎样的历程?我们的文化自信在哪里?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沁源人根植于内心的一个深重情节,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沁源人都渴望寻获答案的重大命题。因为,这关乎我们未来怎么走,以及未来更长久的路。

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近40年间,省市县文物工作者在全县各地进行过多次古人类活动遗址考察。随着考察研究的逐步深入,史前人类在沁源广袤土地上开疆拓土、生存繁衍的面纱一步步揭开。我们欣喜地发现,在沁源这块土地上,我们的祖先从遥远的一万年以前便参与了人类的演进。在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开启曙光的那一刻,在层峦叠嶂的太岳群峰,在蜿蜒千里的沁河两岸,我们的祖先以其不屈的姿容,从容地向未来迈进。

自古以来,沁源多山多林,河道纵横,动植物资源丰富,海拔高度适中,四季特色分明。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在记述沁源猎户田虎时提到此地“万山环列,易于哨聚”。这里所述的“万山”就是指沁源所处的太岳山脉诸峰。早在上古尧帝时,太岳山即以“中镇太岳”而闻名天下,成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据史料记载,沁源之名始于北魏建义元年,因沁河六出其源于太岳山中而得名。其历史沿革最早可追溯到夏启时代的冀州,至西汉置县之前分属春秋晋国、战国韩、赵,秦时上党,曾名谷近、谷远。

北魏《水经注·卷九·沁水》记载:“沁水出上党涅县谒戾山,沁水即涅水也,或言出谷远县羊头山世靡谷。”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羊头山,神农尝五谷之所,形似羊头。”史书记载的谷远县羊头山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沁源县东北部景凤乡与平遥、沁县交界地带的摇头山,属太岳山余脉。神农炎帝由此而与沁源发生了故事。

远古时期,地处太岳山北麓的王和、王陶、王凤地区原是一片湖水,叫晋阳湖。据此不远,有一个叫石口则的地方。传说大禹治水时,开挖石口峡谷引泻湖水,使得平坦肥沃的湖底沉积平原出露,为原始农业提供了大面积耕地。在王和红莲村一个叫窨则沟的地方,我们发现了十几米高的河卵石堆积层,恰好印证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

远古人类活动,因受生产能力和方式的限制,早期多穴居在河岸的岩棚或天然洞穴,一为安全保障,二则便于采集,打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农耕成为古人生活的主要来源,因此逐渐迁移到靠山临水便于种植的平土台地上居住。沁源倚太岳而立,傍沁河而居,可谓“表里山河”,得天独厚。各种传说和史料记载,也使得沁源与华夏始祖、乃至古人类活动形成一种神秘的渊源关系。

解码古人类活动及华夏文明与沁源的关系,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考,年省、市、县考古人员来到沁源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调查,果然在原花坡乡圪旋头附近发现了一处古人类活动遗址,此后三十多年来,此地鲜有人迹到访。年冬,我们沿沁河溯源而上,经河底村向北,穿过一个叫牛瓮子沟的峡谷,走过一段蜿蜒曲折的山路之后,再次踏足这处“世外桃源”。

圪旋头牛瓮则沟洞穴遗址

这里是一个环形的山谷,长不过百十米。这里僻静、背风、安全,光照充足。顺沟而下的溪流形成了一束精美的冰挂,给这里平添了一份诗情画意。西边崖下有大小不等的七八个洞穴,大者高约六七尺、小者四尺。当年考古人员在这个圈谷中仅仅停留了一个多小时,挖了三个较大洞穴内的沉积层,就捡到了不少龙山文化时期的器物标本,并发现有烧灰堆积层。

在沁源各地遍布很多天然洞穴,特别是在沁河源头到老将台、鱼儿泉、马跑泉,以及王陶义和等西部山崖地带,都有大小不等的山洞,这些山洞靠山滨水,为古人类居住和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印证了大约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在沁源的存在。随后,的考古调查中,在古寨、东阳城、麻巷、王家园、南石等沁河沿岸,我们又发现多处龙山文化遗址,这些遗址由北而南,自西向东,散布在沁源各地,展现出一幅生动的史前先民生活的画卷。

(磨光石斧、陶纺轮、泥质红陶素面圆唇敞口钵、夹沙红褐陶鼓复罐、喇叭口尖底瓶)

这些石器标本朴实无华,器形表面多有绳纹、弦纹。它们都采集自罗家湾村北和闫寨村北两处仰韶文化遗址,这两处遗址更把沁源古人类活动年代推进到距今到年前的原始社会。仰韶文化陶器均为手制,以夹砂红陶、泥质红陶为主,用泥条盘成器形,然后将器壁拍平制造。陶器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是仰韶文化的最明显特征,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部分内容及艺术创作的聪明才智。史前的沁源先民就这样以他们卓越的表现一次次带给我们惊喜,不断地累积着他们给予后人的心灵震撼。而且,这种惊喜和震撼远不止于此。

花坡村东

在进一步的考古活动中,印证了沁源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为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花坡村东和王陶乡义和村火石疙瘩两地,考古人员采集到了小型打制石器。据山西省省旧石器研究专家王向前先生考证,采集的石器标本为石核、尖状器、直刃刮削器。

这些足以说明,至少自公元前年起,我们的祖先以不亚于同时代人类的生存智慧和高超的生产生活技能,艰辛而又充满活力地耕耘着这块我们今天仍然赖以生存的家园,形塑着勤劳、勇敢、坚韧、顽强的性格品质,积淀着属于“沁源人”独有的人文禀赋。“沁源人”的基因从那时起就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二)

自夏代始,到东周时期的大约一千八百多年间,古老的沁源发生了非同一般的演进。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在我县麻巷、古寨、闫寨、东阳城、王家园均发现了夏代遗址,其中闫寨、王家园两处最为典型,考古人员采集到夹沙灰陶绳纹深腹盆型甄、绳纹方唇敛口瓮、素面灰陶深腹盘、夹沙灰陶绳纹圆唇瓮等十余种石器标本。

而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更为可观。在下壁、麻巷、东阳城等地发现的十多处商周遗址,商朝有3处,西周有2处,东周遗址则多达13处。东周即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这些遗存说明到春秋战国时期,沁源的居民村落普遍,人口甚多,生产发展已达到一定水平。

战国时期的沁源,不仅有以上发现的众多的文化遗址,而且发现不少古墓葬。年,文物部门在县城城南砖厂清理发掘了5座战国墓葬,出土器物五十余件。从发现的这么多珍贵历史文物中,我们隐约看到,当时的沁源虽处于战国纷争的大时代背景,但由于偏安一隅,受崇山峻岭的阻隔,更得益于地利物丰的荫护,这里的人们依靠自己的辛勤劳作,有幸享受着一种相对安逸的生活状态。在城西紫金山、城南、官军探马岭、下兴居等地的墓葬中,都曾出土过青铜剑、鼎、马饰以及彩绘陶器等实物和秦币“半两”多枚,那时的沁源已然是一种“写实历史”的状态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与沁源有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载,不仅在沁源文化传承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譬如介子(之)推、琴高真人,譬如蔺相如和完璧归赵的历史事实。

(三)

介之推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他是忠孝的代名词,也是一个无以替代的精神与文化符号。介之推相关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左传》,但其中并未涉及其他内容。之后史籍中渐有记载,据《东周列国志》记述:介之推,春秋晋国人,跟随重耳出逃19年,在一次饥饿无食的时候,介之推曾将大腿上的肉割下来为重耳做了一碗汤,史称“割股奉君”。后来重耳回国继位,是为晋文公。其时介之推告病还家,晋文公论功行赏却惟独没有封赏介之推。有人为此不平,编了歌谣挂在晋国宫门上。   晋文公得知后,派人寻访介之推,而此时,他早已背着老母隐入绵山。之后,晋文公追至绵山,寻介之推无果,遂点火焚山。介公与其母宁死不现,被烧死。晋文公悔己过、旌其节,“环绵上而封”,为介之推的祭田。两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令沁源人的血脉中,流淌着介之推忠孝节义的精神品质,绵上村的介之推祭田、伏贵村的介之推墓、郭道村的大介神庙和思烟台,都是这种精神的延续与见证。

沁源的王璧、候璧等村据传即是因完璧归赵的历史而得名。战国时,沁源属赵国。其时,弱小的赵国面对强大秦国以十五城换取“和氏璧”的阴谋伎俩,不得已派遣大臣蔺相如携璧入秦。幸得蔺相如斗智斗勇,巧妙周旋才得以化险为夷,完璧归赵,留下了一代大夫不惧淫威的美名。为迎候王璧归来,赵惠文王率一众文武大臣自邯郸启程,穿太行经上党入沁源,辗转候璧、程璧等地,至王璧时得见携璧回国的使臣,不仅大喜道:王之璧又归王也!

琴高真人的历史传说在沁源则更接近于真实。《水经注:卷二十三》记载:赵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为康王舍人,行彭、涓之术,浮游砀郡间二百馀年,后入砀水中取龙子,与弟子期曰:皆洁斋待于水旁,设屋祠。果乘赤鲤鱼出,入坐祠中,砀中有万人观之,留月馀,复入水也。

在沁源县琴泉村,有琴高真人墓,琴高真人祠,古县城有通仙街、琴泉楼、琴泉书院等,地方志中关于琴高的记载更是难以累计。明代李在所画《琴高乘鲤图》更是闻名天下,足见琴高故事对后人的影响。

种种实证记载和传说故事见证着历史云烟,丰盈着我们的遐想。自远古以来到先秦时代,无论是人类的生息繁衍,还是社会的文明演进,乃至地域文化的逐步繁荣进步,沁源自始至终都参与了这一伟大进程,从而也铸就了属于自己的厚重历史和人文精神。

山岳依旧,沁水长流。尧封遗化,岁月悠悠。沁源人,一个奔跑者的符号,一个求索者的身姿,自古不息,辉耀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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